在实践中，一些无师自通的控制股东绞尽脑汁运用三十六计中的“草船借箭”、“借尸还魂”、“坚壁清野”、“金蝉脱壳”、“瞒天过海”、“天女散花”、“暗度陈仓”等阴谋诡计，大肆玩弄“拉线木偶游戏”，滥用公司的法人资格，违法侵占和转移公司财产、悬空债权、欺诈坑害债权人的情形比比皆是。如果公司的债权人找到公司讨债，公司已经成为骷髅公司、空壳公司。公司高管往往对其曰：“敝公司经营不善，明天就申请破产”。如果公司的债权人找到公司的股东，股东往往对其曰：“敝股东依法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对贵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新《公司法》大胆借鉴了域外法律制度在债权人保护方面进行了相对周密的制度设计，以期营造债权人友好型社会。因此，新《公司法》不仅肩负着提高公司效率的历史使命，而且肩负着维护交易安全、呵护公司债权人的历史使命。例如，为缓解注册资本门槛下调引发的债权人保护危机，新《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引进了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对债权人保护采取“后端控制”（事后救济）的立法新思维。该条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揭开公司面纱是世界性难题。因此，不断完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的法律课题。
就原告范围而言，既包括民事关系中的各类债权人（包括但不限于契约之债的债权人、侵权行为之债的债权人、无因管理的债权人和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人），也包括劳动关系中的债权人（劳动者），还包括行政关系中的特殊债权（如国家税收债权）等。因此，在纳税人滥用公司法人资格、偷漏税时，税收征收管理机关也有权援引该条规定请求公司及其背后的滥权股东承担缴纳税款的连带责任。
法官在揭开公司面纱之时，还应区分自愿的债权人与非自愿的债权人。鉴于侵权行为中的受害人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如劳动者、行人、消费者），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法官在应债权人之所请、揭开公司面纱之时，应当对非自愿的债权人（侵权行为的受害者）稍微宽容一些，而对自愿的债权人稍微吝啬一些。
公司的债权人要主张揭开公司面纱，请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必须就以下内容承担举证责任：（1）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而且构成了逃避债务的行为。其中的“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乃一体两面，法律并不苛求被告股东既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又滥用股东有限责任；（2）债权人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非一般损害。揭开公司面纱是救济债权人的最后一个手段。此处的“严重损害”，不是一般损害，更不是轻微损害，而是指公司不能及时足额清偿全部或大部分债务。不能简单地因为债务人公司暂时不能清偿债务，就视为债权人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造成严重损害的原因不仅在于债务人公司拒绝或怠于清偿债务，更在于债务人公司滥用公司法人资格。（3）股东的滥权行为与债权人的损失之间存在合理的因果关系。以上三大举证责任缺一不可。可见，债权人承担着比较沉重的举证责任。
不过，新《公司法》第64条对于一人公司采取了法人格滥用推定的态度，即举证责任倒置的态度。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第64条与第20条第3款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读立法框架，第20条第3款的规定位于第一章“总则”，而第64条的规定位于分则中的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可见，前者为一般法律规定，后者为特别法律规定。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第64条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
从公司实践看，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况主要表现为两种：股权资本显著不足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人格的高度混同。后一情形既包括核心人格特征（如人员、机构、业务、财务、财产）的混淆，也包括外围人格特征（如信封信纸、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网址、工服）的混淆。最常见的现象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实践中，奸诈之人有可能滥用“稻草人”股东之名，行滥用公司法人资格之实。对于此等“实际控制人”，可否适用第20条第3款？我主张对第20条所称的“股东”作扩张解释，从而将实际控制人（包括实质股东）涵盖其内。
